由?嬖?象看屈原身世的多?性

本文通过对先秦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以屈原的作品为释读的文本，认为诗人屈原早年曾经扮演过“舆嬖”的生活角色。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情感性格以及作品的基调形成，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舆嬖，屈原由舆嬖现象看屈原身世的多维性束有春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先秦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以屈原的作品为释读的文本，认为诗人屈原早年曾经扮演过“舆嬖”的生活角色。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情感性格以及作品的基调形成，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舆嬖屈原

“舆嬖”一词，典出于《左传》，昭公八年载：“冬十一月壬午，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是说一个名叫袁克的人，准备用杀马毁玉的厚礼来安葬陈哀公。袁克被冠以“舆嬖”之称，表明他具备舆人和嬖人两种特征。鉴于此，我们将先秦时代那些既替主子驾驭车辆，同时又为主子所宠幸溺爱、与主子有暧昧狎昵关系的人称之为“舆嬖”①。本文将以此为切入口，通过对先秦时代盛行的娈嬖同性相恋之风的揭示，以引出对战国时代楚国伟大诗人屈原身世的多维思考。

同性相恋：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诚如国际知名的性心理学专家霭理士所说，“同性恋是一种很反常的歧变”，但是，不可否认，它的“重要性又可以从三方面看出来：一、它的散布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任何文明的部落里，都有它的重要的地位；二、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它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三、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表现”②。霭氏理论对我们审视中国历史上的舆嬖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参照意义。舆嬖现象古已有之。《尚书·商书·伊训》载伊尹的训词，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讲当时社会风气中的“三风”、“十愆”问题的。伊尹指出：“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这等厉害的“三风”是指“巫风”、“淫风”、“乱风”。而“乱风”中有一项就是“比顽童”，即有权势者玩弄娈童。至少说明，同性恋之风在殷商时代即已出现。时至周代，成年男子同性恋现象亦有之，并且在上层社会出现较多。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例同性恋实例是在《晏子春秋》中，其文曰：景公盖姣，有羽人视景公僭者。公谓左右曰：“问之，何视寡人之僭也？”羽人对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窃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杀之。”晏子不时而入，见曰：“盖闻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将杀之。”晏子对曰：“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曰：“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汉代刘向在校定《晏子春秋》时，曾把这段有趣的故事列入“不合经术者”的“外篇”之中。元代人在刻《晏子春秋》时，亦在此章下注曰：“此章不典，无以垂训。”乃至于有些刻书家主张将此章删去。所谓“不合经术”，也只是后人的观点；在晏子看来，“拒欲不道”，违背人情，所以，同性恋在当时是被默许的。这一段话中的“羽人”何指？《周礼·地官》有“羽人下士二人”之说。唐贾公彦疏曰：“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亦是征敛之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地道的臣恋君的故事。下面几则事例将进一步说明当时同性恋现象的普遍性。

１晋厉公与胥童等人的同性恋。《左传》成公十七年载：“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谷阝氏，而嬖于厉公。谷阝钅奇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谷阝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

２栾盈与魏献子的同性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车，献子私焉。”晋杜预注曰：“私，相亲爱。”

３晋侯与程郑之同性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

４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左传》定公十年载：“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

５宋景公嬖向（即司马桓）。《左传》定公十年载：“公子地有白马四，（宋景）公嬖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扌失而夺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宋景公父子二人为了各自的嬖人而矛盾激烈，宋景公竟然因为自己心爱的嬖人要离开他而伤心地哭肿了双眼。

６郑武子剩嬖许瑕。《左传》哀公九年载：“郑武子剩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郑武子剩为了取得嬖人的欢心，不惜发动战争，为其赢得一块封地。

笔者不惮其烦地胪列这些史实，说明当时的同性恋之风是颇盛的。而上述舆嬖一类人物，其命运往往与其“色”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如何由色衰爱弛而早为之计以长期固宠，是摆在每一个舆嬖面前的共同问题。当他们年轻貌美时，主子对他们宠幸有加，其时，必须利用青春美好时光，为自己的一生积蓄资本。《战国策·魏策》载：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泣。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宋代鲍彪本《战国策》释“龙阳君”为“魏之幸臣”，其为男性无疑。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又害怕四海之内的“美人”与之争宠，故而名为“泣鱼”，实为泣己；趁机邀宠，借题发挥，以求永得主子之欢爱。但是，一个舆嬖之人要想永久获得主子的青睐，往往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随着容颜韶华的渐逝而走向悲哀的命运。

《韩非子·说难》中的一则记载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弥子瑕这个舆嬖式的小人物，其前后命运不一，完全取决于他的色衰与否，主子对他的“爱憎之变”完全维系在一个“色”字上。后人曾将龙阳君与魏王、弥子瑕与卫君的同性相恋故事，再加上汉代出现的汉哀帝与佞幸董贤之间的“断袖”之爱③，用“泣鱼窃驾”、“余桃断袖”两句成语来概括，以作男子同性相恋的代称。大凡以色事主者，其结局总是辛酸的。男女之间是如此，男性之间亦是如此。舆嬖们的命运往往到了中年就开始走下坡路，所谓“人老珠黄”、晚境凄凉就是他们的人生写照。

在众多不幸的舆嬖中，诗人屈原的命运尤为坎坷曲折。也正因为此，才使他将一己之怨愤忧思，与国家之仇恨相融，成就了一篇篇不朽的诗章。舆嬖：屈原身世的又一种鉴定也许，将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同“舆人”、“嬖人”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对“诗祖”的不恭。笔者曾长期致力于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磨④，每每动起这个念头，总感不安，但又实在难以将“舆嬖”二字同屈原割裂开来。相信这种建立在诗人自己的作品和当时社会背景基础上的思考，会有助于我们从多种层面破译出楚辞文化中所包蕴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我们对诗人屈原身世的多维思考。

笔者认为，诗人屈原曾充当过楚王宫中的舆（御）人，扮演过楚王的“舆嬖”（即性变）角色。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

一、从楚国社会历史现状看。楚国在先秦时代，较之于中原诸国，惯以风俗淫祀信鬼著称；而作为在中原各国社会上层普遍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在楚国统治集团中亦十分常见，“舆嬖”同样是楚王宫中的一种奢侈品，这种奢侈品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国家政权的巩固。《战国策·楚策》记载了楚襄王与嬖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其文曰：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礻夭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礻夭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避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这段文字中的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四人，宋鲍彪本《战国策》注曰：“皆楚之宠幸臣也。”由于他们同楚顷襄王的淫逸侈靡关系，致使楚王不思国政，国土被强秦瓜分。秦楚之战中，楚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略策》这段文字将其归咎于楚王与四位宠幸之臣的荒淫，虽不免夸大其辞，体现了战国策士游说的语言风格，但也间接告诉我们，屈原生活的时代（屈原生活于楚怀王和顷襄王时代），同性恋之风仍十分盛行。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亦可以获悉，鄢陵君、寿陵君等人每次都陪同楚王出车，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舆嬖”式人物。

与中原各国一样，楚国的舆嬖命运也全部操纵在主子的手中。《战国策·楚策》中曾记载有楚共王与舆嬖安陵缠的故事，就十分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故事亦曾见载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权谋篇》中，其文载：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正当他春风得意时，一位名叫江乙的谋士向他泼了冷水，敲了警钟：“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为了保障将来“长幸无解于王”，不因年老而被楚王遗弃，江乙建议安陵缠伺机向楚王表白将来愿意“为殉”的忠心，这样可以得到主子的欢心，可以得到封赏，以解除后顾之忧。安陵缠整整等了三年，终于等来了向主子表忠心献媚的机会：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凹儿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凹儿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百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以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可见，作为舆嬖，生前要以色事主，生后亦有为主子殉葬者。总之，屈原所处的时代和国度，以男子同性相恋为常事，是一种被认可的社会风气。

二、从屈原作品看，屈原具备一般舆人能诵善御的本领。笔者曾经指出：舆人是一种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他们会吟诗作诵，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手，后世的“舆论”一词，追本溯源，亦同舆人的这种特殊能力有关⑤。在众多能言善譬的舆人中，屈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离骚》等诗篇是在郁闷忧思、遭谗遇讥等情况下吟诵而成的。在爱国激情之下，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出屈原是一位驾驭好手的迹象。在《离骚》中，屈原常以行车作比，如将国家社稷比喻为“皇舆”，将自己比作为国君“导夫先路”的赶车人（舆人）。《离骚》中出现的“三次求女”情节，每一次出发都是以“发轫”作起。“轫”就是车的制手，俗称“车刹”，“发轫”也就是打开车刹准备出发。通观《离骚》全篇，文中有一条十分明显的驾车行路的情节线：从篇首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到篇末的“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差不多写了驾车行路的各种场面。我们看到：一个执辔驾车的舆人，奔走在“皇舆”的前后，在还没有“及前王之踵武”、达到预定目标时，在“哲王不悟”、道路幽昧险隘的困境中，这位舆人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安危，而是“恐皇舆之败绩”。于是，他回车复路，上下求索，冀幸君王之一悟、世俗之一改，能够继续为君王执鞭先导。在希望破灭以后，他还游移在“仆夫悲，余马怀”的痛苦心境中。这就是《离骚》中贯穿始终的一条驾车路线。此外，《离骚》中涉及到驾车的诗句尚有：“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车大而并驰。”《离骚》之外的其它诗篇中尚有：“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九章·涉江》）、“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九章·思美人》）、“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裁”（《九章·惜往日》）、“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远游》），等等。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屈原十分娴熟驾车之道，并且是第一位将自己的舆人生涯大量巧妙地融合到诗篇中的人。他以驾车作为诗歌的喻象，抒发胸中忧国忧民、忧心如焚的感情，可以说是舆人中的一位超凡脱俗、富于智慧的人物。

三、从屈原的性格特点看，更多的是具有女性般的温柔，而缺乏阳刚之气，该是楚王身边一位落寂失宠的嬖人。在《离骚》等诗篇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屈原曾经是一位车夫，是一位直接为“皇舆”执鞭的御人，同时也隐含着阵阵弃妇之痛般的哀怨。屈原在阐发自己的情感时，与以前的一般诗歌（如《诗经》）不同的是，全诗以一个庞大的篇幅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扑朔迷离色彩的“性象”氛围；而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灵均（屈原）又是以女性化的面目口吻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更为本始的冷静的思考。

首先，《离骚》抒情主人公“灵均”的穿戴十分女性化，喜以香花美草作为服饰。如果我们不囿于传统“骚学”的比兴说，而是采用本色的方法去审视《离骚》中主人公的穿戴，是不难发现作者本人的“异化”特点的。诗中写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纟丽纟丽”、“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些语句，已完全体现了女性好修自洁、爱花爱草的特性。

第二，在《离骚》中，屈原常以“弃妇”自喻，拟构成抒情主人公“灵均”与楚王（主要指楚怀王）之间的性恋关系。诗歌中的香花美草以及极富女性魅力的形象描摹，使人觉得灵均的好修自洁，有一种“女为悦己者容”的变态心理。他甚至如一个失宠的弃妇，在诗歌中情意款款地诉说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有这些，如果我们不戴着沉重的历史桂冠，更不要用儒者的“三讳”眼光去执意要开掘什么“微言大义”，应当不难悟出：这些缠绵悱侧的语句背后，潜隐着一位与女性有着相通心理的人，这就是作者屈原自己。我们说屈原在生活中曾经扮演过楚王同性恋的角色，并非空谷来风，而是有一定社会生活信息来源的。

第三，在《离骚》中，我们发现，诗歌中的人物如楚怀王、女须女、巫咸、灵氛、宓妃、女戎女、有虞氏二姚等人物的性别身份始终保持不变。唯独“灵均”的形象性格是个“两性同体式”的人物，一会儿以男性身份驾车御马，一会又以女子口吻抒情言志。这种性别角色的灵活多变，在屈原之前的我国文坛诗坛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坛上亦十分罕见。所以，早年的屈原极有可能充当过楚怀王舆嬖角色。这使我们想起早在４０年代，闻一多、孙次舟先生的观点：屈原是“文化奴隶式弄臣”。闻一多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屈原隶属于宫庭中帮闲的奴隶集团，这个集团中所包括的人物，“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⑥这种对屈原身世的全新定位，在当时的学术界可谓是振聋发聩的。但憾其缺少必要的论证，研究视野有偏于一偶之嫌，因此，关于屈原身世的鉴定，今人仍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四，从屈原的家族地位看，屈原虽与楚王同姓，但因其是庶出，因而在楚王宫中，只能以“侧室”的身份进出于王庭，侍奉楚王。依照《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及《离骚》前八句的内容，可知屈原的祖上与楚王是同姓，同是“帝高阳之苗裔”。屈原何以以屈为氏？史料表明，楚族发展至鬻熊时代，“鬻熊子事文王”，从而得到了中原周族的认可。鬻熊死后，其子熊丽即以父字为姓；后来，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之后，历代楚王因袭之。到了楚武王时，其次子熊瑕被封到屈邑，从此便以封地为氏，熊瑕一支便以熊为姓、以屈为氏了。因此，屈原的宗族谱系上的祖先只能从熊瑕以后算起，到了屈原时代，屈原只能算是楚王的“八代”本家了，是地地道道的侧室子弟，关系已十分疏远。

屈原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宗法制社会，大宗小宗等级分明，屈原心系楚庭，但是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是地地道道的庶出者。只因为他生得“眉清目秀，举止娴雅”，又加以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而在楚王宫中充当“侧室”，以供“有爵者”驱使，是极其适合的。在屈原与楚怀王、顷襄王君臣之间，由于顷襄王时代屈原年龄已很大了，所以，屈原早年只有充当怀王的舆嬖。前文我们已经看到，向（即桓）、栾盈、许瑕等君主身边的嬖人，在朝廷中都有一定的权利，也有自己的优厚俸禄。那么，作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屈原，在楚王宫中拥有一官半职，也是十分正常的。屈原后来因人老色衰而失宠，并且又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加之朝廷中子兰、子椒、郑袖之流处心积虑的谗谄，致使屈原先是被怀王疏远，继而遭顷襄王放逐，使他的人生出现了多重变奏。因而在他的诗篇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到诗人那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同时又可以欣赏到诗篇中那不同格调、不同色彩的弦外之音、画外之景。

正像我们说司马迁是一位阉人而又无损于他伟大的文学家、史家学的地位和形象一样，当我们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和诗人自己作品的透视剖析以后，指出屈原曾是一个“舆嬖”之人，是那个特定时代造就了他，也应该无损于屈原作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历史总是公正的，它本身不需要去袒护谁或贬损谁，历史需要的是还他一个真正而又合理的“存在”。

注：①⑤参见拙作《先秦舆人及御夫考述》，《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②［英］霭理士：《性心理学》第２８２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潘光旦译。
③《汉书·佞幸列传》载：“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御左右，常与上卧起。尝昼寝，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如此。”
④参见拙作《论屈原作品中东西部文化板块及成因》等，载《陕西师大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等等。
⑥《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屈原问题》。（作者：束有春，江苏省文化厅副研究员；南京市２１０００５）

齐鲁学刊 98 (04 )